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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借助于投入产出表的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梳理和分析,旨在从逻辑上基本形成一个闭环,以深化和丰富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定义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统一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通过实现社会再生产才能够成立,所以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必须与实现社会再生产相贯通才具有完备性。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不能绕过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实现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情境下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产品价值构成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借助于投入产出表的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需要而且也可以将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大类商品在外延上拓展到包括服务商品,以及面向现实中有固定资本占用和折旧的社会再生产。在价值体系、价格体系下实现社会再生产,都会使社会再生产具有“生产性”,因此如果遵循“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利润总量”的假定,可以得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单位商品的价格等于其价值”这一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理论关系。在将联合生产的概念引入利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推算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产品的价格构成的过程中,把各产业部门的投入占用产出,都作为生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类“纯产品”的投入占用产出。这种做法可以视为与运用间接推导法——UV表法编制投入产出表相对应,分别使用部门技术假定、产品技术假定,对各产业部门产出的广义投入(即价格构成)进行某种线性变换,将其转化成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类“纯产品”的价格构成。鉴于可以得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单位商品的价格等于其价值”的结论,因而借助于投入产出表在两种技术假定下所获得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产品价格构成的不同推算结果,都可以作为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结果。
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耐心资本”作为特定的资本功能形态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其视为一种良性的金融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作为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与历史限度。若不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点,则无法真正驾驭耐心资本。耐心资本并未改变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根本属性,其“耐心”仅是为适应高科技、长周期产业以实现长期价值增殖而作出的策略选择。它本质上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必须利用和驾驭的一种资本历史形态,具有其历史限度与内在风险。当前,我国耐心资本发展面临着资本的短期逐利天性、短期化的金融结构与短期导向型评价体系,以及由此催生的内卷化市场竞争等一系列现实挑战。基于此,对耐心资本的驾驭与培育,必须根植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明确其根本方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确立其根本目的;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从而确保资本力量在被有效驾驭的前提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交织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优化资本配置以增强供应链韧性,成为关乎产业安全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以21世纪中国制造业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为现实基础,构建包含资本流动、组织形态的机制传导维度与价值分配、劳资互动的调节维度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检验了资本有机构成对供应链韧性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与供应链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这一结论清晰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过程中“生产力促进”与“生产关系制约”二重效应的转换边界。异质性分析表明,倒U形关系在国有企业、科创板企业及大规模企业中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建设需警惕过度资本化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着眼于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关系协调与制度环境支持的协同推进,在动荡的全球环境中探索出一条稳健、安全、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路径。本研究不仅为中国情境下资本与韧性关系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策制定与企业实践提供了关于“如何优化资本配置结构”的决策参考。
本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危机现象,包括低生育率、居民健康风险上升、照料意愿下降,以及围绕人口再生产的社会运动增多等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再生产危机的成因。本文梳理了马克思、波兰尼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经济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关系的理论,探讨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演化,人口再生产逐步实际隶属于经济生产的过程。其间,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工具性需求,与再生产活动的情感、非效率特征持续冲突,削弱了全社会的照料能力,并引发再生产领域的激进抗争;政府的协调性制度本就难以解决生产与再生产性质差异的矛盾,随着经济增长乏力与不稳定就业增加,协调性制度进一步趋向失灵。结合技术变革趋势与人口再生产面临的困境,走出危机需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使技术发展服务于人,重建集体性的人口再生产支持系统。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是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聚焦的核心理论问题。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他将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相分离,把经济学作为证明唯物史观的外在经济基础来为之提供科学依据。在这一认识下,他在经济学层面分离了价值和使用价值,重构了资本逻辑,以资本的肯定辩证法表现资本的内在逻辑,进而阶段性地证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架构的结果是宇野经济学的“唯物不历史”与“历史不唯物”,其实质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拆分。宇野经济学的局限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首先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证明,即在资本逻辑中,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必须合为一体。只有这样,对资本的内在批判不仅具有社会基础,而且具有对资本进行历史否定的社会动力。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总结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包括量化特征和新质态的特征,分析了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宏观表现和微观机理,论证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是突破市场经济内在局限性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相关要求,以及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模式。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要推动企业积极投入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劳资合作型企业行为模式,通过员工持股等方式建立起创新激励机制和合理的薪酬分配体系;在宏观上,则要深化改革,构建统一大市场和国家创新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帮助企业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不断积累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高度依赖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可能扭曲这一配置过程。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背景,利用2012—2023年沪深A股数据,系统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显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显著扭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力资本配置,且这种效应在研发投入低、员工权益保护弱、市场势力弱的企业以及行政垄断程度低、人才引进力度强的地区更为明显。公共部门就业稳定性、企业动态能力和地区社会保障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扭曲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配置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及相应的人力资本错配会显著抑制企业绩效,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削弱其内生增长动力与技术迭代能力。本研究为优化新质生产力培育、实施新时代“投资于人”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发展脉络中,布雷弗曼的劳动退化理论发挥着推动该研究由沉寂转向复兴的里程碑式作用。布雷弗曼在探究劳动过程变迁的原因及动力时,赓续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传统,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退化问题,使劳动过程研究正式确立为一个研究领域。布雷弗曼1976年逝世后,劳动退化理论在学界的“劳动过程争论”中经历了“去技能化”的曲解与简化;之后这一理论又先在非物质劳动研究中被判定为过时,后在数字劳动研究中得到印证。梳理布雷弗曼劳动退化理论50年来的思想史境遇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劳动退化理论构成情绪劳动、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等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为分析劳资关系不稳定化、劳动报酬低薪化以及劳工健康问题等提供了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发展壮大民企就必须私有化国企和彻底消灭国企,发展壮大国企就一定意味着挤出、压制和摧毁民企。这种错误观点之所以十分流行,缘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知半解,对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忘却。事实上,欧洲任何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有国企(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压倒所有盲目一边倒"私有化"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成就,恰好是由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里,只有中国才在实践中相对正确地处理好了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因此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及其相得益彰的产业互补关系。相比之下,无论是那些无力动用国家力量和国有企业去大力扶持和培育民企并为民企提供急需公共产品的国家(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还是那些盲目崇拜市场力量而放弃国企并几乎私有化一切领域国企的国家(比如东欧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纵然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加彻底的私有化、更加自由的金融体制和更加无监管的市场经济,都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引爆一场属于自己的工业革命,用等价交换、公平贸易、和平文明的方式成功复制了欧、美、日当年通过殖民掠夺、奴役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才创造的工业化奇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主流货币理论的广泛质疑,从而复兴了思想史上纷繁多样的"异端"货币思想。最近在学术界内外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并因美国政治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的"现代货币理论",便是其中一股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潮。该理论复兴了20世纪初的货币国定论,将这种传统理论纳入现代货币体系下进行考察,并吸收了其他诸如内生货币方法和部门收支分析等要素,提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政策等与主流货币理论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和对策。同主流货币理论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往往更加契合历史事实和人类记录,并且在经验上也更具说服力,它能够比主流理论更准确有效地解释和预测所观察到的各主权国家与其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且,现代货币理论的洞见还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能够为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提供独特而有益的视角、启示和借鉴。然而,该理论在货币历史观、货币普遍接受的驱动机制、模型化表述以及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的统一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和缺陷。可以预见,该理论在未来还会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其影响也会进一步增长。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由"管企业"转为"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科学界定"管资本"的监管主体,明确"管资本"的监管方式,界定"管资本"的主要内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围绕这三个环节进行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的改革实践,明确"管资本"仍然要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仍然是全民所有。第二部分提出"管资本"应该如何进行:经历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政府以出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建立出资人代表制度;推进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把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明确出资人权利、义务、责任的有机统一。第三部分综合以上
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该理论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认识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因此,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演化发展深刻影响着传统商业模式和消费行为。平台经济在推动消费需求个性化、商品服务数字化转型、价值生成机制的多元参与,以及消费模式多样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助力作用。考察平台经济运行中消费趋势变化的面向描画可知,平台经济发展演化呈现五大特点:第一,推动个性化崛起,平台经济驱动下的消费需求差异化与定制化趋势。第二,加速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中商品与服务形态的革新与挑战。第三,实现协同共创,平台经济模式下价值生成的多元参与机制。第四,催生模式创新,共享经济与订阅服务引领下的消费模式多样化。第五,加剧竞争与垄断,平台经济中市场竞争格局的复杂演变。本文立足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平台经济演化发展的意义,从理论层面审视平台经济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丰富与拓展;从实践层面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指导下的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之相应地,要革新消费理念,充分彰显平台经济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导向。
作为经过高度加工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需要统一的标准进行核算。国民账户体系(SNA)虽然已成为现在各国进行GDP核算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各国采用的基础统计数据不同,核算方法也存在差异,因此GDP数据仍然存在部分不可比。在利用各国GDP时,需要了解GDP指标存在的问题,如此才能够更准确地利用此指标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本文通过梳理SNA2008中针对GDP核算的相关条款,从GDP概念的定义、核算范围、核算方法等方面探讨GDP核算存在的问题。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相关问题,在援引SNA2008具体条款的同时,结合具体的事例及中日GDP核算的相关数据,做了展现。
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会有什么影响?它是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预见的科学依据,还是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可能前景?本文从现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不变趋势和最新特点的讨论出发,对此做出回答。产业革命的不变趋势是机器对人的劳动的替代,社会生产过程的日益自动化。马克思据此得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固有逻辑必将导致商品价值生产的消亡的结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是计算科学与生物科学的进展使机器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成为可能,一种人机合一的分布式自组织的超生物系统正在发展并且逐步显现其优势。这对未来社会的走向有什么影响?文章指出,分布式网络系统的发展证明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不可替代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现代科技发展证明了市场经济终将被更具适应性、更加有效率的建立在分布式网络系统基础上的新计划经济所取代。当代社会主义能够以其特殊的制度优势突破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持续地推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层面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存在,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以来特有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其直接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增殖逻辑下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与技术按照资本增殖逻辑建构了“资本—技术”生产格局,人工智能接过传统技术的“接力棒”,在该格局下继续助力资本增殖和压缩就业规模,并凸显就业结构的“U”型极化特征。就业在目前仍然是劳动者最主要的谋生手段,研究和应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既要看到人工智能在数量层面对就业的“技术性”影响,也要看到产生这种影响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机理,进而从认知、体制机制、制度、政治等层面系统谋划。
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该理论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认识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因此,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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