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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实在论、地方性知识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基于ABM的考察
冯志轩;陈昭宇;本文旨在利用相对形式化的方式，探讨经济学领域内自主知识体系相比于其他知识体系的可能优势。为此，本文利用批判实在论、社会定位理论和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构建了一个包含多层次行为逻辑的Agent-based Model(ABM),并利用这一模型讨论在不同的社会本体论设定下，自主知识体系与包括普遍性知识体系在内的其他知识体系在解释和预测经济活动方面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经济系统中存在影响主体行为的宏观结构、社会关系或者个体行为人之间网络化的复杂互动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那么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表现出更优的解释和预测能力。这一结论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具有理论一般性的支持。
新质人才何以引领新质生产力——基于马克思总体工人概念的研究
张建平;葛扬;许润达;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点是创新，创新驱动的本质是新质人才驱动。本文基于马克思总体工人概念，对新质人才内涵进行了蠡探，从“能力素养—功能取向—价值体现”三个维度解构了新质人才促使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机理及作用机制。使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新质人才可以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2)新质人才可以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促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两个作用机制影响新质生产力。(3)新质人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会因地区人工智能水平差异、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和区域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应深化新质人才“引育留用”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多维路径；应结合各地教育禀赋、科研基础和制度优势赋能新质人才，以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效应——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华德亚;洪欣;公共数据作为一种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日益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和驱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1—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管制行业以及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明显。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企业吸收能力和促进数字化转型的机制予以实现。鉴于此，考虑通过数据开放权责范围基础上的分级分类开放流通机制、激励企业借助公共数据平台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数据整合创新研发能力等加快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效应的认识，为政府引导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提升创新水平、优化生产力布局进而创造新价值提供重要启示。
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双元创新
王新;赵西莹;于雁芳;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本文以2007年至2021年中国深沪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探究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以及技术多样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战略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均有促进作用，且对利用式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更好。不相关技术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多样性分别正向调节国有战略投资者与探索式创新产出和利用式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非国有战略投资者通过治理效应而并非资源效应影响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研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也为不同技术基础的国有企业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如何提升创新的质与量提供了管理启示。
中国省级制度型开放水平测度及演变特征
戴翔;成鹏东;张二震;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大战略转型，鲜有文献对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和特质判断。本文从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根本特征出发，基于国内制度创新和国际FTA网络构建的双向协同视角，测度了2013—2022年中国省级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动态综合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各省级制度型开放成效显著，差异明显：从“组别”特征看，“海向全球开放”的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第一梯队”,其制度型开放具领先性；“腹地梯度开放”的华中和东北地区的“第二梯队”,其制度型开放具建设性；“陆向跨域开放”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第三梯队”,其制度型开放具包容性。基于空间差异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各省制度型开放水平并无收敛之势，异质性“省级”特征依旧显著，说明与以往政策性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更难以通过地区间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走向同质化；检验结果显示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现象表明省级制度型开放的“相通”性。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重要精神为指引，未来各地区须根据省级格局和态势，通过探索制度型开放的差异化道路，共同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一致目标。
调节学派与古典学派: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积累模式与调节模式
詹·法格博格;何彦希;王玉洁;杨涵茜;本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形式(单部门长期增长模型)来阐述调节学派的一些观点。具体说明了技术变革的性质与实际工资调节的形式,并研究了三个模型:技术恒定的竞争性调节、泰勒制生产方式的竞争性调节和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垄断性调节。这些模型表明,垄断性调节虽然为泰勒制生产方式引发的凯恩斯式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却无法逆转福特制普及所引发的盈利能力下降趋势(即古典危机)。
演绎性拓展:马克思的生产函数思想与经济增长模型的内在逻辑
张忠任;本文指出,《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线性生产函数思想。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把生产函数理论与再生产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虽然对马克思线性生产函数的一些指数化尝试尚未尽如人意,但是关于生产函数的研究进展显示:线性生产函数和指数型生产函数都属于CES型生产函数的特例,从而两者在这一意义下可以统一起来,这样就为以马克思生产函数来构筑CGE模型提供了可能性。当生产函数进化到更加具有一般性的VES型,马克思生产函数与其他相关生产函数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开始变得更加清晰,由此在数学形式上把马克思生产函数转化为VES型生产函数格式也成为了可能。而基于两种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筑的马克思生产函数不需要借助于在统计上无法实现的实物量体系,在应用上具有先天优势,并具有多元方程组特征,适用于反映多个部门的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把多个部门抽象为两大部类的基础之上所构筑的再生产模型是马克思生产函数的实用模式之一,是产业结构分析的有效工具。本文在理论上奠定了以马克思生产函数思想充实政治经济学应用体系的必要基础,并在方法论上提示了怎样将之用于政策分析的线索,显示出充分的可行性。总之,生产函数问题是随着数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进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触发的一个新认识,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点上,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前景广阔的新研究领域。
海洋经济耦合数字经济对外贸均衡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区域比较
宋树理;张艺;陈珧;海洋经济耦合数字经济对外贸均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模型测算海洋经济耦合数字经济的协调度,在此基础上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该协调度对中国外贸均衡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海洋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增长在沿海区域存在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按照发展绩效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和北部海洋经济圈。进一步看,海洋经济耦合数字经济对外贸均衡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海洋研发支出和交通便捷度的调节作用可以更高质量地促进中国外贸的均衡发展。
卡莱斯基与凯恩斯:独立找到近乎相同答案的两位经济学家
杨扬;在20世纪30年代,当大萧条来临时,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本文从卡莱斯基出发比较这两位经济学家,探讨他们之间的争论,审视相同和差异之处。关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已有文献中由于视角不同,理解自然不同。卡莱斯基的追随者更强调“卡莱斯基对凯恩斯的批评”,从而凸显出卡莱斯基的优越性,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批评”,忽视后一方面容易使研究者对卡莱斯基的评价有所偏颇。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在理论构建、论证方法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对研究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整合在一起,以使经济理论分析能够有更加完整的图景,这是两位经济学家留给后人的共同智力遗产。
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李黎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主流货币理论的广泛质疑,从而复兴了思想史上纷繁多样的"异端"货币思想。最近在学术界内外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并因美国政治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的"现代货币理论",便是其中一股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潮。该理论复兴了20世纪初的货币国定论,将这种传统理论纳入现代货币体系下进行考察,并吸收了其他诸如内生货币方法和部门收支分析等要素,提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政策等与主流货币理论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和对策。同主流货币理论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往往更加契合历史事实和人类记录,并且在经验上也更具说服力,它能够比主流理论更准确有效地解释和预测所观察到的各主权国家与其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且,现代货币理论的洞见还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能够为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提供独特而有益的视角、启示和借鉴。然而,该理论在货币历史观、货币普遍接受的驱动机制、模型化表述以及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的统一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和缺陷。可以预见,该理论在未来还会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其影响也会进一步增长。
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文一;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发展壮大民企就必须私有化国企和彻底消灭国企,发展壮大国企就一定意味着挤出、压制和摧毁民企。这种错误观点之所以十分流行,缘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知半解,对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忘却。事实上,欧洲任何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有国企(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压倒所有盲目一边倒"私有化"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成就,恰好是由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里,只有中国才在实践中相对正确地处理好了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因此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及其相得益彰的产业互补关系。相比之下,无论是那些无力动用国家力量和国有企业去大力扶持和培育民企并为民企提供急需公共产品的国家(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还是那些盲目崇拜市场力量而放弃国企并几乎私有化一切领域国企的国家(比如东欧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纵然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加彻底的私有化、更加自由的金融体制和更加无监管的市场经济,都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引爆一场属于自己的工业革命,用等价交换、公平贸易、和平文明的方式成功复制了欧、美、日当年通过殖民掠夺、奴役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才创造的工业化奇迹。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
周文;刘少阳;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该理论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认识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因此,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方式的概念内涵
周丽莎;<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由"管企业"转为"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科学界定"管资本"的监管主体,明确"管资本"的监管方式,界定"管资本"的主要内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围绕这三个环节进行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的改革实践,明确"管资本"仍然要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仍然是全民所有。第二部分提出"管资本"应该如何进行:经历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政府以出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建立出资人代表制度;推进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把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明确出资人权利、义务、责任的有机统一。第三部分综合以上
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问题研究
戴艳娟;李洁;作为经过高度加工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需要统一的标准进行核算。国民账户体系(SNA)虽然已成为现在各国进行GDP核算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各国采用的基础统计数据不同,核算方法也存在差异,因此GDP数据仍然存在部分不可比。在利用各国GDP时,需要了解GDP指标存在的问题,如此才能够更准确地利用此指标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本文通过梳理SNA2008中针对GDP核算的相关条款,从GDP概念的定义、核算范围、核算方法等方面探讨GDP核算存在的问题。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相关问题,在援引SNA2008具体条款的同时,结合具体的事例及中日GDP核算的相关数据,做了展现。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荣兆梓;华德亚;王亚玄;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会有什么影响?它是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预见的科学依据,还是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可能前景?本文从现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不变趋势和最新特点的讨论出发,对此做出回答。产业革命的不变趋势是机器对人的劳动的替代,社会生产过程的日益自动化。马克思据此得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固有逻辑必将导致商品价值生产的消亡的结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是计算科学与生物科学的进展使机器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成为可能,一种人机合一的分布式自组织的超生物系统正在发展并且逐步显现其优势。这对未来社会的走向有什么影响?文章指出,分布式网络系统的发展证明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不可替代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现代科技发展证明了市场经济终将被更具适应性、更加有效率的建立在分布式网络系统基础上的新计划经济所取代。当代社会主义能够以其特殊的制度优势突破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持续地推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
周文;刘少阳;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该理论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认识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因此,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刘仁宝;刘冠军;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层面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存在，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以来特有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其直接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增殖逻辑下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与技术按照资本增殖逻辑建构了“资本—技术”生产格局，人工智能接过传统技术的“接力棒”,在该格局下继续助力资本增殖和压缩就业规模，并凸显就业结构的“U”型极化特征。就业在目前仍然是劳动者最主要的谋生手段，研究和应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既要看到人工智能在数量层面对就业的“技术性”影响，也要看到产生这种影响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机理，进而从认知、体制机制、制度、政治等层面系统谋划。
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李黎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主流货币理论的广泛质疑,从而复兴了思想史上纷繁多样的"异端"货币思想。最近在学术界内外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并因美国政治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的"现代货币理论",便是其中一股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潮。该理论复兴了20世纪初的货币国定论,将这种传统理论纳入现代货币体系下进行考察,并吸收了其他诸如内生货币方法和部门收支分析等要素,提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政策等与主流货币理论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和对策。同主流货币理论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往往更加契合历史事实和人类记录,并且在经验上也更具说服力,它能够比主流理论更准确有效地解释和预测所观察到的各主权国家与其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且,现代货币理论的洞见还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能够为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提供独特而有益的视角、启示和借鉴。然而,该理论在货币历史观、货币普遍接受的驱动机制、模型化表述以及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的统一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和缺陷。可以预见,该理论在未来还会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其影响也会进一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