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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1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论要
荣兆梓;李亚平;本文按照为什么生产、如何生产以及再生产发展趋势这三层逻辑，展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三大要义的探讨。首先，劳资共享合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必须兼顾劳动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个涵盖“劳动者完全利益”的企业生产目的就是增加价值，它不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社会生产目的在企业层面的价值形式的表现。其次，增加价值的生产方法有两种，即绝对增加价值生产和相对增加价值生产，其中相对增加价值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手段。相对增加价值生产以创新驱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最后，社会主义的创新红利分割兼顾劳动者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消费与积累的权衡中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规律只能是经济增长带动劳动者消费增长，消费增长促进劳动者能力提升，劳动者能力提升带动企业创新的持续加速，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积累规律。
财富货币化下的币权垄断与财富集中——兼论央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影响
卢荻;张权;当代财富货币化加剧“货币掩盖真实劳动关系”的异化，信用美元体系借“美元-美债”环流在国际上虹吸全球财富、在国内激化阶层分化，而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叙事难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训，其自身反沦为新型垄断。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底，沿着“历史演进规律—当代现实矛盾—未来技术革新”的脉络展开研究：首先梳理财富从产品、商品到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揭示信用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修复机制的过程；继而从制度、技术、地缘维度解构美元体系“中心-边缘”秩序及其危机，剖析币权集中的阶级本质与加密货币悖论；最后探讨央行数字货币(CBDC)重构币权秩序的潜力，考察全球实践的瓶颈及美国政策转向的影响。本文认为，CBDC为打破币权私人垄断提供可行路径，并据此提出社会主义的CBDC治理路径——公有制主导关键基建、技术赋能共同富裕、多边合作破美元定价垄断，为区块链时代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兼具社会主义属性与实操价值的方案。
国有企业研究
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效率测算
郎昆;杜俊豪;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采用利润率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等指标评价企业效率，并普遍据此得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然而，这些指标是基于资本立场效率观的产物，本质上衡量的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而非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构建了基于劳动者立场的企业综合效率测算指标，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展开实证测算与比较。研究发现：(1)尽管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其综合效率显著更高，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将更大比例的营业收入用于职工薪酬福利与政府税费，体现出其在保障劳动者权益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2)样本期内各类工业企业利润率均呈上升趋势，但驱动机制存在本质差异：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提升主要源于价值创造能力的实质性改善，而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则更多依赖于对劳动者所得的挤压，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红利。本文不仅为企业效率评价提供了基于劳动者立场的理论框架与微观证据，也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评价体系以及落实“投资于人”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理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发展遵循生产力标准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一个注解
王庚;王策;马梦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通常被认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动态效率，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总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存有疑义。本文基于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技术变革论述的梳理，确认了更高的利润率是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的依据，这一技术选择标准将带来局部的技术倒退，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呈现出“对立中运动”的图景。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可获得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美国在2000—2022年间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状况，发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分部门分年度看，只有64.6%的技术变革符合生产力标准，与利润率标准78.6%的吻合度形成对照，由此印证了资本主义滞缓技术进步的局限，启发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要依托国有经济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对这一弊端加以防范。
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含义阐释与数理分析
宋宪伟;崔宝敏;宫同瑶;《资本论》中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格扭曲，即从最优价格向次优价格的偏离，也是一种价值转形。在经济学含义方面，价值转形和价格扭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真实成本不一致导致的，而且都会产生资源配置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因为价格扭曲否定新古典价格理论，也没有理由单纯因为价值转形就否定劳动价值论。另外，在考虑了不变资本的转形之后，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这两个总量等式之所以不能在一般条件下同时成立，是因为现有文献中的“总剩余价值”实际上只是参与再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个部分。把总剩余价值的计算范围从最后一个生产环节扩大到全部生产环节，即把不变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也纳入其中，再假定总剥削率在转形前后保持不变，这样两个总量等式不仅能够成立，而且必定同时成立。
列宁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吕佳翼;王雨彬;写于1915—1916年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是列宁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专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深入剖析了美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披露的农业“新材料”,批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且得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若干普遍规律。本书不仅是对列宁早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发展深化,而且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规律、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地租理论、小农理论等多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的资本主义农业早已从国内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主导下农业市场的开放,使全球的粮食产业日益集中,形成跨国资本对全球农业的垄断。寡头垄断下的全球农业生产为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埋下隐患。故而,只有限制和超越资本逻辑,才能合理配置全球农业资源,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制造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如何影响供应链韧性——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王亚玄;胡馨悦;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交织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优化资本配置以增强供应链韧性,成为关乎产业安全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以21世纪中国制造业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为现实基础,构建包含资本流动、组织形态的机制传导维度与价值分配、劳资互动的调节维度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检验了资本有机构成对供应链韧性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与供应链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过程中“生产力促进”与“生产关系制约”二重效应的转换边界。异质性分析表明,该关系在国有企业、科创板企业及大规模企业中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建设需警惕过度资本化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着眼于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关系协调与制度环境支持的协同推进,在动荡的全球环境中探索出一条稳健、安全、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路径。本文不仅为中国情境下资本与韧性关系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策制定与企业实践提供了关于“如何优化资本配置结构”的决策参考。
政府引导、产业融合与内生发展：宁夏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研究
李小云;本文聚焦宁夏红寺堡区红川村这一案例,系统分析了在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市场发育不足的环境下,依托“政府规划引导、项目带动整合、企业运营赋能、农民参与受益”的协同机制,探索出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农村产业融合与就地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桥梁与催化作用,通过科学识别本地资源禀赋、科学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统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精准引进市场主体,并构建了政府、市场主体与村集体三方权责清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制度化协同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收、群众就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三者间的良性循环。在城乡互动下农业转型的经典理论视野下,红川村这一实践形成了“政企农协同”模式,实现了外生引导与内生激活的有机结合,使产业在纵向链条与空间两个方面实现融合。“政企农协同”模式还表现出“产业统筹型经营”治理特征,为理解政府角色、市场嵌入与乡村内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同类地区依托制度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具有参考意义。
宇野经济学整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
郭梦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要理论问题。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他将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相分离,把经济学作为证明唯物史观的外在的经济基础来为之提供科学依据。在这一认识下,他在经济学层面使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分离,重构资本逻辑,以资本的肯定辩证法表现资本的内在逻辑,进而阶段性地证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构架的结果是宇野经济学的“唯物不历史”与“历史不唯物”,其实质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拆分。由此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首先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不可分之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证明,即在资本逻辑中,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必须合为一体。只有这样,对资本的内在批判不仅具有社会基础,而且具有对资本进行历史否定的社会动力。
借助于投入产出表的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论析
陶为群;本文对借助于投入产出表的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梳理和分析,旨在从逻辑上基本形成一个闭环,以深化和丰富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定义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统一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通过实现社会再生产才能够成立,所以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必须与实现社会再生产相贯通才具有完备性。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不能绕过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实现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情境下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产品价值构成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借助于投入产出表的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需要而且也可以将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大类商品在外延上拓展到包括服务商品,并且应当是面向现实中有固定资本占用和折旧的社会再生产。在价值体系、价格体系下实现社会再生产,都会使社会再生产具有“生产性”,因此如果遵循“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利润总量”的假定,可以得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单位商品的价格等于其价值”这样一个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理论关系。将联合生产的概念引入利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推算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产品的价格构成的过程中,把各产业部门的投入占用产出,都作为生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类“纯产品”的投入占用产出。这种做法可以视为与运用间接推导法——UV表法编制投入产出表相对应,分别使用部门技术假定、产品技术假定,对各产业部门产出的广义投入(即价格构成)进行某种线性变换,将其转化成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类“纯产品”的价格构成。鉴于可以得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单位商品的价格等于其价值”的结论,因而借助于投入产出表在两种技术假定下所获得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产品价格构成的不同推算结果,都可以作为劳动价值论经验研究结果。
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文一;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发展壮大民企就必须私有化国企和彻底消灭国企,发展壮大国企就一定意味着挤出、压制和摧毁民企。这种错误观点之所以十分流行,缘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知半解,对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忘却。事实上,欧洲任何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有国企(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压倒所有盲目一边倒"私有化"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成就,恰好是由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里,只有中国才在实践中相对正确地处理好了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因此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及其相得益彰的产业互补关系。相比之下,无论是那些无力动用国家力量和国有企业去大力扶持和培育民企并为民企提供急需公共产品的国家(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还是那些盲目崇拜市场力量而放弃国企并几乎私有化一切领域国企的国家(比如东欧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纵然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加彻底的私有化、更加自由的金融体制和更加无监管的市场经济,都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引爆一场属于自己的工业革命,用等价交换、公平贸易、和平文明的方式成功复制了欧、美、日当年通过殖民掠夺、奴役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才创造的工业化奇迹。
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李黎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主流货币理论的广泛质疑,从而复兴了思想史上纷繁多样的"异端"货币思想。最近在学术界内外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并因美国政治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的"现代货币理论",便是其中一股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潮。该理论复兴了20世纪初的货币国定论,将这种传统理论纳入现代货币体系下进行考察,并吸收了其他诸如内生货币方法和部门收支分析等要素,提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政策等与主流货币理论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和对策。同主流货币理论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往往更加契合历史事实和人类记录,并且在经验上也更具说服力,它能够比主流理论更准确有效地解释和预测所观察到的各主权国家与其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且,现代货币理论的洞见还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能够为我们的宏观经济研究提供独特而有益的视角、启示和借鉴。然而,该理论在货币历史观、货币普遍接受的驱动机制、模型化表述以及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的统一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和缺陷。可以预见,该理论在未来还会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其影响也会进一步增长。
“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方式的概念内涵
周丽莎;<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由"管企业"转为"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科学界定"管资本"的监管主体,明确"管资本"的监管方式,界定"管资本"的主要内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围绕这三个环节进行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的改革实践,明确"管资本"仍然要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仍然是全民所有。第二部分提出"管资本"应该如何进行:经历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政府以出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建立出资人代表制度;推进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把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明确出资人权利、义务、责任的有机统一。第三部分综合以上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
周文;刘少阳;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该理论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认识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因此,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问题研究
戴艳娟;李洁;作为经过高度加工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需要统一的标准进行核算。国民账户体系(SNA)虽然已成为现在各国进行GDP核算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各国采用的基础统计数据不同,核算方法也存在差异,因此GDP数据仍然存在部分不可比。在利用各国GDP时,需要了解GDP指标存在的问题,如此才能够更准确地利用此指标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本文通过梳理SNA2008中针对GDP核算的相关条款,从GDP概念的定义、核算范围、核算方法等方面探讨GDP核算存在的问题。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相关问题,在援引SNA2008具体条款的同时,结合具体的事例及中日GDP核算的相关数据,做了展现。
平台经济演化发展的面向描画及政治经济学解读——基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分析视角
沈占胜;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演化发展深刻影响着传统商业模式和消费行为。平台经济在推动消费需求个性化、商品服务数字化转型、价值生成机制的多元参与，以及消费模式多样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助力作用。考察平台经济运行中消费趋势变化的面向描画可知，平台经济发展演化呈现五大特点：第一，推动个性化崛起，平台经济驱动下的消费需求差异化与定制化趋势。第二，加速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中商品与服务形态的革新与挑战。第三，实现协同共创，平台经济模式下价值生成的多元参与机制。第四，催生模式创新，共享经济与订阅服务引领下的消费模式多样化。第五，加剧竞争与垄断，平台经济中市场竞争格局的复杂演变。本文立足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平台经济演化发展的意义，从理论层面审视平台经济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丰富与拓展；从实践层面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指导下的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之相应地，要革新消费理念，充分彰显平台经济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导向。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荣兆梓;华德亚;王亚玄;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会有什么影响?它是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预见的科学依据,还是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可能前景?本文从现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不变趋势和最新特点的讨论出发,对此做出回答。产业革命的不变趋势是机器对人的劳动的替代,社会生产过程的日益自动化。马克思据此得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固有逻辑必将导致商品价值生产的消亡的结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是计算科学与生物科学的进展使机器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成为可能,一种人机合一的分布式自组织的超生物系统正在发展并且逐步显现其优势。这对未来社会的走向有什么影响?文章指出,分布式网络系统的发展证明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不可替代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现代科技发展证明了市场经济终将被更具适应性、更加有效率的建立在分布式网络系统基础上的新计划经济所取代。当代社会主义能够以其特殊的制度优势突破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持续地推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刘仁宝;刘冠军;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层面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存在，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以来特有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其直接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增殖逻辑下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与技术按照资本增殖逻辑建构了“资本—技术”生产格局，人工智能接过传统技术的“接力棒”,在该格局下继续助力资本增殖和压缩就业规模，并凸显就业结构的“U”型极化特征。就业在目前仍然是劳动者最主要的谋生手段，研究和应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既要看到人工智能在数量层面对就业的“技术性”影响，也要看到产生这种影响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机理，进而从认知、体制机制、制度、政治等层面系统谋划。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
周文;刘少阳;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该理论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认识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因此,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