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根友彦,王丹,陈琦

• 1:中共中央党校
• 2:北京大学

摘要(Abstract)：

本文概述了日本学者宇野弘藏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方法。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颠倒"黑格尔体系而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其应用于社会历史分析,于是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原理能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宇野弘藏则提出了一种值得仔细研究的新观点,他认为辩证法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科学方法,但是不能指望从黑格尔体系中找到辩证法的现成的"唯物主义版本"。而是应该潜心研究《资本论》,从中梳理出"资本的辩证法"。在对《资本论》的研究中,传统观点认为其研究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宇野弘藏则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内容是"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资本本身就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动力"或"发生器",由此能够构建出"资本的辩证法",纯粹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一个自我永存的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宇野弘藏重新表述了《资本论》,使其成为纯粹资本主义理论范畴,并指出"纯粹理论"不能直接与经验现实联系起来,而必须在两者之间加入"阶段理论"这一重要媒介。

关键词(KeyWords)： 宇野理论;资本的辩证法;《资本论》;纯粹资本主义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关根友彦,王丹,陈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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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除了罗宾逊夫人(Robinson,1966)的经典著作之外，沃尔夫森(Wolfson,1968)和森岛通夫(Morishima,1973)的著作也特别重要。也可参考最近由于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71)的文章而引发的论战。
• (2)十分感谢一桥大学的高须贺义博教授，基于他所提供的原始数据，我进行了大致估算。所有数据估算都十分保守，只包含在日本研究理事会(Japa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注册的学者。
• (1)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十分勤勉，他们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有四版完整的《资本论》日语译著。第一版由高畠素之(Takabatake)翻译，出版于1920~1924年，是现存唯一完整的二战前的《资本论》译著。二战后，Sakisaka(1947~1954年)、Hasebe(1951~1954年)和Okazaki(1965~1967年)各自将《资本论》译为日文。也有其他诸如《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被译为日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Hilferding,1955)曾两次被译为日文。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日本学生，几乎不需要任何外语知识就可以读到这些经典著作。
• (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597~672 页。
• (2)1956年2月，赫鲁晓夫首次发表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演讲。但直到1957年6月，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层的地位才得以确立。1961年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遗体旁的荣耀之地移除，反斯大林主义(AntiStalinism)由此达到巅峰。但是在1965年勃列日涅夫加入苏联领导层后，该情绪逐渐平息。1956年10月末和11月初，匈牙利发生政变。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苏联和中国之间首次出现了紧张迹象，这很快导致了一场“意识形态争端”，并逐步升级，直到1960年苏联技术人员从中国撤出。从那时起，这场争端就愈演愈烈。
• (3)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52页。
• (1)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62页。
•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36 页。
• (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626~627 页。
• (2)也可参见希法亭(Hilferding,1949)。
•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4页。
• (1)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30页。
• (2)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212页。
• (3)毛泽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4页。
• (1)我将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宇野学说的显著特征。但下面的内容包含许多我自己的理解，宇野对此并不负责。我不能完全摒弃我个人对宇野学说的理解。宇野并没有通过一种便于翻译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观点，而是经常使用复杂难懂的日语抽象名词。尽管这些名词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十分清晰，但翻译为英文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准确性。为了更好地用英文重述宇野思想，我所做的必须比普通译者更多。读者应回忆起宇野和列宁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宇野理论与其说是宇野已经出版的观点和教义，倒不如说是宇野终生的追求。
• (2)“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95~196页]“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20年(1846~1866年——引者注)这样有利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46~747 页]“但是，自由竞争是与资本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形式。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2页]这些引文显然表明，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最接近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以纯粹的形式展开”。但是，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因此，纯粹资本主义模式必须从19世纪中期英格兰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抽象出来。到现在为止都还好，但是马克思更进一步，声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他在这里具体指的是德国，它很快就会变得像英国一样，所有其他工业国家最后也都会变得像英国一样。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整个工业世界或早或晚都会收敛于纯粹资本主义。
• (1)“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如果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必然的，那么经济系统就和自然系统一样具有确定性。
• (2)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1895年)后，随即在《新时代》(Neue Zeit)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1896~1897年)的文章，之后他继续详细阐述了这一论点(Bernstein,1961)。考茨基(Kautsky,1899)则阐述了正统学派的立场。
• (1)有两个条件帮助宇野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得出这个结论。首先，他在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了十多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史，他的讲稿后来在1954年以《经济政策》(Keizai Seisakuron)为题出版。从经济政策的角度，他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特征阶段: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而，他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经典著作，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在适当的语境下进行评价，否定了后者是前者的线性理论延伸的公认观点。列宁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描述，这种历史描述所涉及的思维活动，与构成《资本论》主要内容的纯粹理论分析截然不同。其次，对于战前日本经济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K9zaha政党坚持认为，自明治现代化以来，日本经济中存在着大量封建主义，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反对党Ronoha认为，资本主义在日本根深蒂固，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本将以越发纯粹的形式运动。对于两党来说，资本主义大致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再现《资本论》的理论环境。宇野是这场争论的密切观察者，他认为双方都对帝国主义阶段理论的概念缺乏理解。当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日本才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宇野认为，若无帝国主义阶段理论的概念作为媒介，就不可能将《资本论》的经济理论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经验事实联系起来。
• (2)为了说明这种差异，宇野经常提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三个截然不同的“不可避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同一意义上“不可避免”。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危机是纯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逻辑必然，帝国主义战争是金融资本辩证发展的历史结果，社会主义革命是基于经验证据的社会政治预测。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不可避免”。
• (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尾阐述了他的资本积累理论，即在第六篇“工资”后紧跟着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众所周知，1867年4月马克思将《资本论》第1卷的定稿交给了出版商。最近的一项研究推测，马克思在这一日期之前不久(1867年2月或3月)才完成“资本的积累过程”一章，而第1卷的其他部分以及其他两卷的许多部分，早已以基本完整的形式在他的个人笔记中出现。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其理论体系中最后完成的部分，也是在匆忙中完成的相当粗糙的部分。
• (1)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前两节。
• (2)宇野认为，应该在讨论了资本流通过程之后，再将资本积累理论作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加以探讨(见下文第五节)。然而马克思并未如此，这导致他忽视了积累过程中耐用的固定资本。显然，没有哪个资本家在引进了可以持续使用若干年的固定资本设备以后，会仅仅因为有了技术上更先进的设备(采用它意味着超额剩余价值)，就愿意在原有固定资本设备完全折旧之前将其报废。由于资本家会在预期收益与未完全折旧的设备过早报废所造成的资本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因此新技术的采用和随之而来的资本构成提高不可能总是发生。在工业衰退时期，劳动节约型创新发生在熊彼特集群(Schumpeterian Cluster)中，由此经济开始从衰退中复苏。
• (3)波普尔(Popper,1963,1972)认为，任何声称可以通过“作为历史演变基础的节奏、模式、规律或趋势”，来科学地预测未来历史进程的说法，都是受到历史决定论的影响。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主张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因此被波普尔认为是“纯粹的历史主义”。我将使用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一词。(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指责奉行“经济决定论”，因为他认为经济规律决定历史演变。)然而，尽管马克思经常出现失误，但应当免除对他的历史主义指控。我同意宇野的观点，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不相协调，而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波普尔教授)则很容易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历史主义最重要的例子。
• (1)“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12 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96页。
• (2)类似的例子是罗莎·卢森堡(Luxemburg,1951,pp. 351-352)的著名论点，即如果周边不存在非资本主义地区，那么资本主义也无法存续。虽然资本长期过剩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而且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必须服从于阶段理论分析。但断言资本主义是一种消费不足的制度，其存续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有效需求，显然是不正确的。
• (3)波普尔声称，“决定论并不是能够做出预测的科学的必要先决条件”，他对马克思方法的评论如下。“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决定论的、理论的原理，毋宁说是该原理对其科学论点、对其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观点的实际影响……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着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对科学的算命术的这种信仰，并不仅仅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它的其他基础包括，混淆了科学预测和宏大的历史预言，前者犹如我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所了解的，后者则在广泛的战线上预言社会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参见Popper(1963,pp. 85-86)。但是，如果存在一台机器能够永续运动，那么它必须受确定性规律的支配。(所谓随机规律可以被认为是准确定性的，因为只要它们是规律，就能够知道它们随机变化的范围)这种机器可以是自然或社会制度的精神复制品。我并不探讨前一种情况，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制度不能随意进行精神复制。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有效地复制它。宇野和我都认为，这一观点是马克思方法的真正本质(而波普尔对此毫不在意)，它与历史主义绝对毫无关系。
• (1)列宁所谓的“复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权威阐释，可参见维特尔(Wetter,1959)的相关论述了解其背景。列宁写道:“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 (2)我所说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家指的是奥斯卡·兰格(Lange,1935)所指的那些现代经济学理论家。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及。
• (3)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年)，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译者注
• (1)“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历史准备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参见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2页。
• (2)宇野明确地将决定论与历史主义区分开来。至少在这个程度上，他的马克思主义不受波普尔的非难。
• (1)我使用“公理的”这一术语的一般含义，以便包含除“辩证的”以外的所有建模方法。我希望这种二分法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更为有用。
• (2)我认为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尽管严格来说马克思并没有政治经济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我倾向于采用恩格斯所述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154页]一词来表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当然也可以从《资本论》中发现经济学，但这就像用雕塑家使用的石头质量来评价他的作品一样。
• (3)即使是善意的现代经济学家也无法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本质，这里有两点原因。首先，经济学研究的不是资本主义等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而是更为一般和普遍的，因而是超历史的经济生活规律。那些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同样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其次，现代经济学家长期被波普尔及其同僚们灌输这样的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科学方法无关(事实上，它是与经济学的目的无关，但并非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无关)。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剔除黑格尔来使其变得更加科学，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 (1)“总体抽象”非常重要，虽然它正是波普尔所反对的那种“整体论”。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Popper,1972,p. 77)。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是自然或世界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为什么要谈论资本主义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而让资本主义本身处于未知状态呢?资本主义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历史真理，它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才有意义。也可参阅悉尼·胡克(Hook,1962)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思想深度的解释。乔治·卢卡奇(Ceorg Lukács,1968)同样将“总体性范畴”视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共有的辩证法的必要部分。
• (2)波普尔的“科学方法”相当合理，因为它适用于对普遍真理的科学探索，这种普遍真理是自然或世界的一个方面。但是，无法断定这种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也充分适用于历史科学。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可能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有所用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恐吓和误导其他科学采取站不住脚的“还原论”。断言对人类制度的研究应该在方法论上“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理论，是非常荒谬的。假设在一个十分有序的社会中，只有男性可以投票，而女性不能投票。这个社会无疑表现出各种特殊现象，这些现象在不歧视女性的民主社会中并不存在。这个社会从经验上可观察到的这些总体特性背后的“绝对原因”，是把女性排除在投票权之外。毫无疑问，指出这种“绝对原因”不是形而上学的、无意义的或不科学的。只要让女性投票，那么这些特性就会消失。即便是休谟，也会对那些现代教授的迂腐感到震惊，他们坚持认为假说只有通过“整体的乌托邦式工程”的方法才能得到验证，而事实上这种方法则是必须避免的。同时，他们坚持未经验证的假说仍然是未经证明的猜想。这种错误的科学主义，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理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一样不合理。社会科学的全部目的是揭示某种人为制度的局限性，并且这种揭示必须发生在实证检验和革命之前，而不是之后。如果按照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么社会科学只能提供武断的猜想，而不能清楚地揭示真理。因此这就是足够好的“实证证据”，任何理智的人都可以据此断定这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上的无效性。
• (3)“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2页。
• (1)列宁:《哲学笔记(1895~1916年)》，载《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51页。
• (2)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38页。
• (3)这个说法在恩格斯的写作中经常出现。参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 (4)“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40页。
• (1)列宁:《哲学笔记(1895~1916年)》，载《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0页。
• (2)我必须再次提醒读者，当按照我所理解的宇野的观点进行阐述时，我通常会比宇野走得更远，经常做出他本人不会做出或不愿做出的陈述。
• (1)这种观点使得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宇野将《资本论》进行了“流通主义扭曲”。
• (2)主流经济学总是假定完全套利，因此任何好处都可以作为套利动力。马克思则认为套利的动力是资本的精神或“存在”。
• (3)宇野认为，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基础上，“流通形式抓住了经济生活的实质”。
• (4)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07页](马克思，1867)因此，资本主义或以商品为手段的商品生产是外部关系的最终内化。
• (1)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只有物质产品才能进行生产，并在其消费过程中满足人的需要。服务不能进行生产，也不能成为商品。“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7页。
• (2)从社会角度来看，价值是指生产的实际成本，而价格则反映了资本家的私人成本，二者必须区分开。例如，资本家为使用土地必须付出代价，但土地是大自然的恩赐，社会则无须付出任何代价。
• (3)我在这里的论述，要比宇野能够接受的论述，更加强硬。
• (1)通常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变体。诚然，实际工资的决定独立于市场一般定价。但实际工资并不因此成为生物学或医学上固定的工资产品篮子。同一篮子商品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差异很大，在一种社会环境中工人认为它足够多并能够转化为一定的储蓄，在另一种社会环境中工人认为它非常少，并由此影响到工作积极性。因此，可行的实际工资必须“社会地”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会仅仅因为从市场的角度，或者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紧要，就低估了其重要意义。
• (2)只要所有商品在使用前都已经出售，那么每个资本家都生产了相同的使用价值，并且这些使用价值的比例，与社会中各种使用价值的比例相同。商品的定义已经暗示了这一点。
• (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结尾处研究了再生产计划的两部类划分，这常常被视为第三卷的多部类产业划分的前奏。由于马克思自己经常谈到“第一部类资本家和第二部类资本家之间的贸易”，这种误解很容易产生。许多经济学家们将价格理论纳入再生产计划中，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Sweezy,1968)。然而我认为，即使马克思和斯拉法对自我替代状态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通过像斯拉法一样区分基本商品和非基本商品，马克思仅仅陈述了斯拉法所称的自我替代状态的假设(Sraffa,1960)。再生产计划表明，只要劳动力成为商品，社会总资本就能有序调整结构，以使价值关系与自我替代条件相一致。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证明。
• (1)在这里要讨论所谓的转形问题。从价值计算体系到价格计算体系的转变存在矛盾，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产生了兴趣，并试图通过一些机械的换算公式加以解决。然而，尽管价值关系优先于并独立于市场(或价格)关系，但价值规律并非独立于价格机制。当资本主义选择了可行的实际工资率时，就会确定相同的利润率。在此基础上，市场竞争将决定所有产业的生产价格和均衡活动水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计算出多少劳动力被用于生产一单位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唯一相关的成本。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或实际社会成本)由其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并不意味着价值仅由技术条件决定。相反，在确定价值形式或价格(可以说是容器的大小)之前，无法确定价值的真正内容。然而，资本的辩证法必须在市场关系之前就解释价值关系，或生产学说必须先于分配学说，这一事实带来了困难。正因为如此，在生产学说中，不应因为资本家生产的具体使用价值不同，而将他们与工人区别对待，而应假设每个资本家都以相同的比例生产所有商品，当然，这一假设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商品在使用前都已经进行了交易。马克思和宇野都没有用这种假设来处理市场关系，而是在生产学说中不提及市场关系，或对它做出一些模糊陈述。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在生产学说中根本不提及产品定价，资本的辩证法也因此更为清晰。总之，从价值计算体系到价格计算体系的转变，或从生产学说到分配学说的转变，纯粹是辩证的阐述，而不是机械的公式换算。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因为马克思在简单流通理论中过早提及了劳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失误，庞巴维克(von B9hm-Bawerk,1949)及其追随者利用了这一点。在宇野纠正这一点以后，他们改述了自己的论点，并已经失去了论述的基础。
• (1)在任何产业中，边际生产者都必须得到市场价格，在均衡状态下这一市场价格等于生产价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边际生产者(即社会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时，额外需要增加的供应商)不必是那些在最差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者。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十分困惑，他们习惯认为边际企业总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经营。与主流理论假定完全竞争不同，马克思主义利润和竞争理论并不假定无摩擦的和瞬间的进入或退出。因此，可能存在资本家赚取的利润低于平均利润的情况(他们的成本价格高于边际生产者的成本价格)，因为他们目前被束缚在一种相对较差的机器上，而且尚不适合报废这一机器。如果新进入者或边际生产者增加投资，那么就可以引进更先进的机器。或者考虑这样的情况:如果需求增加发生在城市，那么位于城市的企业更有可能是边际生产者，即便他们“在技术上优于”在农村经营的企业。这种可能的情况将影响供给侧的反应，并且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失，因此不能将这种情况机械地排除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低估了竞争的强大力量。
• (2)请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末尾处讨论了地租问题。
• (3)宇野的推理大致是这样:由于商品经营资本专门从事资本流通，所以它不产生剩余价值，但是会获得利润。这是因为它通过缩短流通的非生产时间，间接地促进了剩余价值生产。如果它从实业家手中购买了商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转售给最终购买者，那么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必然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将资金投资于贷款市场无论如何都会获得的利息;另一部分是由于企业家活动或企业家收入而产生的真实收入。在这里，利息是资本的自动收益，资本自动产生利息。虽然这种自动收益仅由当前货币市场的利率决定，但在此不讨论利息的决定问题。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4 章。
• (1)最常引用的关于股份公司的内容出现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开头部分。例如，关于股份公司的形成，马克思说:“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94~495页]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一些其他地方提及股份公司的内容。但马克思看到的股份公司实际上是铁路公司。“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24页]然而，并不是由于在金融、海外贸易、交通运输或公用事业中采用股份制，才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只有当钢铁等重要制造业采用股份制时，垄断才开始取代竞争。
• (2)因为，如果这是现实，那么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必须假定土地交易十分广泛，这样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模糊。例如，如果农业资本家拥有土地，他们的剩余价值分成利润和地租将不再由市场原则决定。土地生产力较强的农业经营者，将比那些土地生产力较弱的农业经营者更具优势。由此，竞争将导致垄断，这种结果与纯粹资本主义模式不相协调。
• (1)“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25 ~326页。
• (2)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帝国主义时代，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宇野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物质类型必须从那个时期的经济史中推断出来。他似乎相信，在苏联诞生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心力量，并认为从那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越发依靠国家机器来进行重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显然不能再自给自足，也不能完全显示其辩证法。因此，宇野阶段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不能从当今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的任何特征中推断出来。
• (1)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212页。
• (2)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第220页。
• (3)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154页。
•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2页。
• (1)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得出。
• (1)“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88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59页]。
• (2)如果劳动力可以直接生产出来，那么只要劳动力需求增加并提高了其价格，资本就能相应地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在纯粹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力是唯一的“简单商品”，资本主义不能调节其供给。因此，资本主义市场没有控制工资上涨的机制。
• (3)“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77页。
• (1)“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3页。
• (2)见第一节中的引文[Ⅵ]。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参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
• (1)当代激进分子最热切地采纳了这种混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非常重要，但这一概念已被普遍误解，如上文第一节取自毛泽东的引文[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不意味着科学命题的有效性必须(或可以)由人类实践来检验，而只表明如果理论不能引导实践，那么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种理论将毫无意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页]在这里，思维的真理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命题的客观性(Hook,1962)。因此，并不需要任何实践来证明资本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但如果没有人类实践，资本主义并不会自动崩溃。意识形态(并非唯一)能由科学理论启迪而来，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引导可行的实践。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仅仅意味着采用有效的意识形态。
• (2)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这段著名的话通常被理解为，事物(如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本身就是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本人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宇野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对事物完整和全面的理解表明了扬弃事物的可能性。辩证法是全面理解事物的方法。这种观点与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截然相反，后者否认任何全面的理解，因此只承认“渐进的社会工程”(Popper,1972,p.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