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价格转形与转形问题C体系的特点
荣兆梓
摘要(Abstract)：
转形问题是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过程中的一个遗留问题,即按照生产价格计算成本,或者说成本价格的"修改了的意义"所带来的数值误差问题。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是相关数理模型的建立、检验和调适,关键是要沿着马克思的研究路径推进马克思的工作,"把他的转形程序坚持做下去"。本文认为马克思只完成了对初次转形的考察,得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初次转形,而且适用于此后每一个单次转形。但是诸如"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的结论与多次转形的叠加结果不吻合。关键是转形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即资本流通的购买阶段和售卖阶段,以往研究只注意售卖阶段,而忽略了购买阶段中成本价格和购买盈余的变化,因此不能理解单次转形的结果与N次转形叠加结果的差异。本文构建的C体系在转形轮次和转形阶段划分基础上提出可变资本成本计算的规则:在总剩余价值率不变前提下可变资本与净产品生产价格同方向同比例变动,从而建立"一个总量相等,一个总比率不变"的转形模型,形成内在逻辑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转形问题解决方案。
关键词(KeyWords)： 成本价格转形;转形轮次;转形阶段;总剩余价值率;C体系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广义转形理论及模型研究”（I5AJL002）的资助
作者(Author): 荣兆梓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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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恩格斯：《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页。
- (2)恩格斯：《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5页。
-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95页。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72页。
-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76页。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85页。
-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81页。
-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84~185页。
- (1)若真如Moseley (2011）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篇反复强调价值转形中“成本价格是一样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不是从价值转化到生产价格，只有一个成本价格，而不是两个”（顾海良，2015，第822~823页），那么马克思所说“修改了的意义”是什么？“必须记住”的“误差”又是什么？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20页。
- (3)孟捷（2018）认为：一旦价值形成过程结束，产品的价值就构成转形的唯一出发点，而无须再考虑投入价值的转形，这就是马克思原有的立场。显然，他对马克思关于“成本价格的修改了的意义”的文本解读，与我们有很大差别。
- (1)参见Kliman和McG lone (1999）以及Moseley (2011），分别转引自顾海良（2015）中的第811~814页与第822~824页。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30页。
- (1)丁堡骏（1999）指出，转形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用生产价格计算成本价格的方法，他用一个“我们不妨假定”（第22页），任意地引入一个偏离原有不变资本价值向量的不变资本生产价格向量，推进本来因为找不到成本价格计算方法而无法推进的工作，得出自己想要得出的重要结论。但其中的逻辑断裂和数据随意性使结论不能令人信服。要知道，经济学数理模型的建立虽然允许假设前提，其中包括一些外生给定的数据，但在模型推导过程中，却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假设”中间环节，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使逻辑或数理的推导变得毫无意义。
- (1)参见顾海良（2015，第712~718页）。罗雄飞（2008a）与冯金华（2013）的工作都与鲍特凯维兹的这一结论有直接渊源。
- (2)Winternitz (1948）、Seton (1957）、森岛通夫（2018）等人都进行了相关论证。
- (3)Samuelson和斯蒂德曼是两个典型代表。Samuelson (1971）主张用奥卡姆剃刀将劳动价值论彻底铲除。斯蒂德曼（1991）则认为可以用斯拉法的研究纠正马克思的错误，进而绕过劳动价值论而发展出“逻辑上一致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 (1)譬如，Shaikh (1977）在承认总利润不等于总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努力给出合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解释；白暴力（2006）的“平分余量”也是一种撤退后重建防线的策略；罗雄飞（2008b）区分“一般条件”与“特殊条件”的理论也可以看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防御性策略。
- (2)对A体系这一前提性假设的批判参见荣兆梓（2010）第四节“马克思的转形模型有充分理由拒绝工资品实物向量”、荣兆梓和陈旸（2014）第三节“A体系的根本错误”以及荣兆梓（2020）第一节“误将全部社会产品划分为三个相互割裂的固定部分”等。
- (3)代表性人物有Foley (1982）、Lipietz (1982）以及Duménil (1983）。
-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74页。
-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74页。
-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76页。
-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79页
- (1)顺便说一句，转形问题研究中，所有说“一般情况下不能，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的所谓“证明”，都不过是否定意见的一种婉转说法，它们可能表达了作者的主观诚意，但对于解决转形问题帮助很小。
- (2)为此需要引入一个商品生产的物质消耗系数矩阵以计算不变资本生产价格，并且按照给定剩余价值率（工资率）来计算可变资本生产价格：可变资本生产价格=净产品生产价格×工资率。关于不变资本生产价格的计算，多数研究者应该没有分歧；但可变资本的生产价格计算则不然，后文将会对此进行讨论。
- (1)三者为“高构成的资本”“低构成的资本”和“平均构成的资本”。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83页。
-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67页。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6页。
- (1)具体证明过程可参照藤森赖明和李帮喜（2014）的研究。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55页。
- (1)转引自顾海良（2015，第716~718页）。
-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