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全球化不平衡的二重性发展逻辑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Unbalanced Duality of Digital-Economy Globalization
宋树理
摘要(Abstract):
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二重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这种二重性表现为数字经济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不平衡性。数字经济自然属性的不平衡性关键是各国生产领域的数字技术创新不平衡,及其决定的数字贸易及其发展潜力的不平衡,也就是社会生产力根本变革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社会属性的不平衡性,其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结构的不平衡,根本上是由资本形态的时间演化和资本分布的空间结构的不平衡决定的,同样遵循了二重发展逻辑。推论发现,这是资本积累由外向扩散化的量变积累逐渐转向内向集聚化的质变积累的必然结果,也必将进一步扩大数字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
关键词(KeyWords): 数字经济全球化;不平衡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资本积累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国际不平衡发展视域下马克思国际价值规律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批准号:20BKS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宋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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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初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提出社会物质生产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趋势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2009)。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1972)。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认为恩格斯所说的“交换”实际上是“分配”,并表明,“主张社会发展中有我们叙述的一种规律性模式的理论,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它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解释为各种辩证过程的一个复合体,其中主要的、不断重复的刺激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和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兰格,[1963]2020)。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也被称为历史的经济解释,或者经济唯物主义。
- (2)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划分在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比较公认的是发生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国家的逐渐兴起为分水岭,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进行了详细的考察(Wallerstein,1989)。鲍尔斯(SamuelBowles)等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质(鲍尔斯,[2005]2013)。
- (1)“帝国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一样,带了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民族关系、种族关系等非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比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评论列宁时指出“为了阐明其思想立场,列宁其实已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国内经济理论改变为一种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吉尔平,[1987]2020),斯威齐(Paul Sweezy)也认为帝国主义国际对抗的微观基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斯威齐,[1970]2006),但是从本质上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早期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雇佣劳动关系的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制度,所以对于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上可以采用简单有效的奥卡姆剃刀,围绕国际价值规律展开讨论。
- (2)共产国际领导人托洛茨基曾针对俄国国内经济结构、社会阶级和政治体系等不平衡性提出了综合发展理论,说明历史上落后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汇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普遍规律,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相对立,政治上则主张不断革命论,形成了激进左派的托洛茨基主义。
- (3)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众多,以拉丁美洲的学者为主,强调外围不发达国家对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比如阿明在《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一书中提出的国际专业分工不平等论,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一书中讨论的国别工资差异决定论,辛—普命题批判的贸易条件恶化循环累积论等,但是,关于如何处理依附与发展关系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都存在较大争议,所以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松散,缺乏逻辑一致性,政策落实也存在困难。
- (1)一般称为世界体系论,实际上是把世界体系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沃勒斯坦([2011]2020)认为这个体系不同于以往高度不稳定的世界帝国体系,而是基于广泛的功能和地理相结合的劳动分工体系,包含着多重文化和多种政治体系,通过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级不平衡社会结构之间的剩余转移,实现动态稳定发展。由于这种体系分析的出发点是经济因素决定,体系的空间边界划分是大宗商品贸易而不是贵重商品贸易的不平等交换,强调市场机制,于是又被称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同样重视政治、文化、军事、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本质上采用的是一种整体主义分析方法。
- (2)还有“全球资本主义”“全球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等不同的说法。
- (3)吉尔平([2001]2020)专门详细考察了1987年以后世界经济在贸易、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及对全球化治理来的严重挑战。
- (1)波兰经济学家兰格([1963]2020)认为经济活动就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或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同时强调交换是广义上的一种分配,但消费则不属于经济活动,这不同于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辩证理解,也与凯恩斯把消费直接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行为截然相反,进一步来看,兰格论证了经济活动与技术的关系,指出经济活动是利用某些手段实现特定的目的,而这些用于实际目标的手段的集合连同应用方式就是这种经济活动的技术或方法,即生产技术和分配技术,且是一种物质技术,即用物质手段实现物质目的,所以也是工艺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2)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之间的唯物辩证关系,批判了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列起来理解的肤浅见解(马克思,恩格斯,2009)。
- (1)这与一般认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周期所呈现的自然属性的不平衡发展有所不同,比如高峰(2014)采用麦迪森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统计分析,比较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增长特征与周期变化,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波动性,特别是除了制度变化以外,更显著的是技术和市场的波动特征。
- (1)这里强调的是,不平衡性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源于资本主义扩大社会再生产的积累属性,所以,长期来看,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都是趋异而不是趋同,只是不平衡的差异性程度以及演化为增长极的阶段性时机是不同的,否则就不能解释荷兰、英国和美国等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也不能说明欠发达国家有机会成长为发达国家的现实。此外,不平衡的资本积累既包括不变资本也包括可变资本,作用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整体变化,这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片面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是不同国家不平衡趋异扩大化的决定因素,也不同于威克斯提出的资本社会关系中的竞争和技术创新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性的内生根源(张宇等,2002)。
- (2)格里芬总结且批判了二元论,驳斥了二元论的预测与现实存在不一致,反对把二元论作为解决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基础(格里芬,2015)。
- (1)威尔伯和韦弗(2015)从历史上考察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高度二元化与依附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二重性过程。
- (2)路径依赖是新地理经济学代表人物赖恩·阿瑟和保罗·戴维用来描述地区经济及其结构的演变是自我日益集中过程的一个术语,主要研究某些经济活动或产业形态为什么长期集中在城市或其他地区的问题,这同样适用于中心和外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结构体系,但是他们强调路径依赖的初始状态通常是偶然的而之后的集中强化是必然的,吉尔平对此进行了扼要评述(吉尔平,[2001]2020)。
- (3)付清松(2015)深入考察了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论发展,梳理总结了列斐尔、哈维和史密斯关于空间不平衡生产的研究脉络。
- (4)这与美国权力学派的SSA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RT理论强调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演化不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调整发展,而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基础,重构工业化的发展路径,这也是很多不发达国家学习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经验选择。
- (1)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平衡的,而且其形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资源禀赋、地域区位抑或制度政策,韦斯科夫统计比较了自1950年以来人口超过100万的第三世界国家(地区)产值增长最快的20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增长超过6%,人均年增长率超过3%,其中有利比亚、沙特、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等5个石油生产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2个服务业发达地,以及以色列、中国台湾、希腊、约旦、韩国等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5个地区和国家和美国领地波多黎各(韦斯科夫,2015)。
- (1)曼德尔对区域一体化的解释是跨国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而有意为之,但是没有区分资本积累的内聚规模和扩散规模的关系,更没有阐明其形成机理和影响效应(Mandel, 1970)。